您听，除夕的炮仗
一直以为，城里的春节没有乡下的热闹。零落的鞭炮和匆匆的脚步，让人有借了传统偷闲的误解。 今年，天黑了很久，也没有节日的迹象。守了一会儿春节晚会，黄宏的大锤砸破墙壁之后，我便懈怠了。生活已经超越了酒足饭饱，便容易上升到精神层面，做一些无边的梦来。但是，将一年的喜悦寄托在几个人的表演上，是大不应该的。 正胡思乱想，一阵猛烈的炮仗声响铺天盖地。它没有预备，没有铺垫，没有过程，甚至没有止息，没有间隔。像暴雨，夹杂雷鸣闪电和呼呼风声，痛快淋漓地狂泻；像奔流，携带乱石穿空惊涛拍岸，一往无前地涌动；像惊马，万蹄生风鬃毛飞扬，响鼻和嘶鸣充塞天地。九楼上突然嗖嗖地响起，一阵流星雨，掌声和欢呼一并下来，将我暗色植物的阳台照得亮如白昼；院子里，火光四起，带着光电的小玩意在红男绿女中间乱飞；轰鸣声过，一团火球冲天而起，在半天里爆炸，开出七彩的巨花，掩盖城市霓虹的光辉。 我说，也该买点来放。母亲说，可惜钱，放给谁听。我立马黯然，过年动动响声，一年的日子就会舒坦；花点钱买个高兴，让一年的痛苦和忧虑在烟火炮仗瞬间的灿烂里释放。这些，母亲不是不明白。 父亲走了，去了一个没有声响的世界。我把一家人接到城市，以电梯公寓的概念改变故乡老屋的全部印象，让都市的繁华冲淡亲人别离的伤痛。但思念是病毒，是饥饿，每到年节，我们都自然想起父亲，想起他大包小包地提着年货走在屋后的山冈，想起他满手泥巴地鼓捣焦炭炉，想他煞有介事地写春联包福纸，眼巴巴地盯着他从怀里摸出压岁钱。这几年来，我们的每一个春节都过得悄无声息。 我在想，如果父亲在世，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的他是闲不住的。一定会将我阳台上的花草规整得精神百倍，一定会将我发表的文章一篇篇剪贴成集，一定会早早的带了母亲在附近的市场置办年货，一定会买了大红的“福”字贴在门口，一定偷偷的弄个“1000响”放在储藏室。 在农村老家，做中学校长的父亲平常里就爱伺弄这些。 我省事的年月，老家还没有电，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吃完元宵，就早早的睡了。在床上老不踏实，年前就把父亲在小作坊订做的鞭炮把玩过很多次，父亲也答应和我一起放。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听到“劈劈啪啪”的响声后，穿衣出门是来不及了。农村放炮仗叫“出天行”，用响声将来年唤醒。父亲要抢在别人的前面放，图个吉利。每每是我看到一地纸屑，父亲已经在晨色苍茫中悠闲地吸烟了，吸完烟，父亲就挑了水桶去井边，为的是舀到新年第一挑水。 每年，这些都像一种仪式，在和孩提的记忆里越发神圣。长大了，特别是在我进入警察学校后，父亲不但邀我一起，甚至将燃放鞭炮的重任交给了我。我肩上亮闪闪的金盾让父亲整天地高兴，父亲置办了比以往每年都要多的鞭炮。当倪萍大姐满含深情地再次向海外侨胞送去新年的祝福时，父亲和我就提了满满几大包鞭炮出门。母亲和妹妹等站在房檐下看，风冷，但不刺骨。我们将鞭炮一圈圈地绕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，竹竿的两头搁在树杈，准备工作完毕，就等倪萍大姐的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！”父亲发布命令：点！我准确无误地将明亮的烟头凑到引线上，当电视里欢声雷动时，我们的鞭炮震耳欲聋地响起，在山间回荡。山里山外都开始了鸣放，也有烟火，将岑寂的山乡弄得如城市的热闹。 父亲在炮声和火光中，居然出现孩子般的愉悦。有时，他也把掉下地的哑炮捡来点燃；有时，他指着燃烧的鞭炮大声地说：“好响，好响！”；结束后，父亲甚至唱起嘹亮的歌来。在红红的火炉边，父亲给我们大方地发压岁钱，母亲端上汤圆、糖果。黑暗中破旧的瓦屋下，有一种普通又别样的欢乐。 今年，城市的消防部门可能没有三令五申，老百姓的欢乐是那么容易制造。在连绵不绝的烟花爆竹中，有巡逻警察用电子喇叭提醒市民：小心火烛！ 我在电脑前滴滴答答地敲打，父亲，您听，除夕的炮仗在城市里也如火如荼。 二○○五年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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